高考考生最怕的是什么？大多数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说，是偏科。确实，如果一名考生在某些科目上严重偏科，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，甚至影响最终的分数。然而，偏科现象并不是个例，历史上有许多名人也曾经历过偏科，比如著名的大学霸、大文豪苏轼，他在科举考试中也曾面临过严重的偏科问题。 01、苏轼并非榜眼 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苏轼是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科举的榜眼这个说法，甚至一些学者如施宿、李一冰、刘敬堂等都在相关书籍中提到过这个观点。比如《东坡先生年谱》、《苏东坡新传》、《苏东坡别传》等，都持这一看法。与此相对，曾枣庄的《苏轼评传》、孔凡礼的《苏轼年谱》则认为苏轼应是省试的第二名。 然而，他们的结论都有误，苏轼既不是榜眼，也不是省试第二名。这个错误的源头，正来自于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。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：阅卷官梅尧臣在评卷时发现，这届考生非常优秀，许多文章写得极为出色，其中一篇名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的文章尤其让他印象深刻，几乎难以判断高低。因此，梅尧臣将这篇文章呈交给主考官欧阳修评审。欧阳修看到后非常喜欢，原本打算将其评为第一名。然而，他误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作，于是最终只给了第二名。实际上，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，苏轼因此被无辜躺枪，从榜眼降到了第二名。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，许多文人学子口口相传，渐渐地便演绎成了苏轼原本应该得到状元，却因为误会而变成了榜眼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苏轼的亲弟弟苏辙为其所作的墓志铭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中，苏辙在其中提到，苏轼在当年考了第二名，而苏轼的得分，并不意味着他曾是状元。 即便连《宋史·苏轼传》也曾引用过这个观点，但我们从历史资料来看，苏轼的确并不是榜眼。事实上，尽管科举实行糊名制，苏轼的文风和曾巩完全不同，尤其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这篇文章，根本就不像曾巩的写作风格。欧阳修绝不会看不出这是苏轼的作品。因此，关于苏轼名列榜眼的说法，完全是后人误解和过度解读的结果。 02、苏轼的偏科 或许有人会觉得，苏轼的省试成绩，不论是第一还是第二，都已经很高了，为什么说他会偏科呢？这就要从宋朝的科举制度谈起了。宋朝的科举分为解试、省试和殿试三个阶段。在嘉佑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轼通过寄应取解方式顺利通过了解试，获得了参加省试的资格。 省试共包括四场考试，分别是诗赋、论、策和帖经（或墨义）。在宝元二年（1039年）以前，四场考试是按重要性依次举行，但从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起，才改为综合评定成绩。苏轼的省试成绩，应该说并不差，论科拿了第二，墨义拿了第一，然而依然出现了问题。 首先，墨义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科，甚至在司马光看来，墨义的作用微乎其微。墨义考试对苏轼的总成绩几乎没有提升作用。其次，苏轼在赋考试中表现不佳。作为一位大文豪，苏轼的诗赋本应是强项，但他在应试时却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水平，甚至直接被判定为不合格。这一赋不合格的事实，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幸好，宋朝已经废除了单场淘汰制，否则他可能就此名落孙山。 因此，苏轼的四场省试成绩分别是：论科第二，但因用典错误惊险过关；策的成绩没有记录，估计也就是勉强及格；赋不合格，直接被判落选；墨义成绩第一，但对整体成绩的提升有限。由此可见，苏轼的确是出现了偏科的情况。 03、殿试成绩 通过省试后，苏轼进入了殿试阶段。在宋朝，殿试虽然是一次最后的名次调整，但只要省试成绩合格，几乎所有考生都会进入殿试金榜。殿试中的名次，并不会直接决定考生的命运。根据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，苏轼最终的殿试成绩为乙科，至于具体名次，有着多种说法。 比如，《太平治迹统类》称苏轼排第六，《东坡纪年录》则称他为中丙科，升一甲。但这些史料中的具体排名并没有统一说法。因此，历史学者对苏轼殿试的名次众说纷纭，令人难以确定。
展开剩余24%04、制科第一 尽管苏轼的科举成绩并不理想，但幸运的是，他最终凭借出色的才华和独特的个人魅力，还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苏轼的科举遗憾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在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苏轼和苏辙在欧阳修和杨畋的推荐下，参加了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。 这次考试被认为是宋代最难的一次，所有进士都必须经过考核才能进入这个阶段，而制科的成绩极为严格。结果，苏轼的制科成绩竟然获得了三等，这在宋代是极为罕见的好成绩。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，只有49人中得过制科，而苏轼的表现，甚至比吴育还要优秀。 这一成绩让苏轼的名声再度攀升，也大大弥补了他在科举时的遗憾。宋仁宗听闻苏轼、苏辙的出色表现后股票配资app，感慨道：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！（指苏轼和苏辙）。有了这次制科的成绩，苏轼科举的遗憾彻底消失，历史也为他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广盛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